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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从独白走向对话

2022-05-10 20:57   编辑:admin   人气: 次   评论(

  摘要: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话语状况。网络的普及使人们能及时地获取到各种信息,也使人们能方便地表达他们的声音,扩展和强化了公民的话语权。与此同时,面对网络问政的巨大压力,政府也积极地利用网络,构筑与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对民意作出回应。政府与民众的话语都急剧地扩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和碰撞,这既导致了行政话语某种程度的危机,也建设性地推动了话语格局的转向,并对社会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Discourse”(话语)源自于拉丁语的“Discursus”,“Discursus”又源自于动词“discurrere”,意思是“夸夸其谈”。一般而言,话语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以及借助于行动所表达出来的意愿和意义。宽泛地讲,话语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行动者所说出来的话,即言说活动,如言谈、讨论、辩论和批评等;二是指一种表达利益、意见、建议与需求的行为,如投票、游行、参与和诉讼等;三是指一种相互关系,或互动过程。就此而言,话语不仅是交流或沟通的工具,也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社会行动。

  在古希腊时代,语言与理性、规律等是一个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的对象和思维本身都依赖语言来理解、传递和组织。比如,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功能,即“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学者都对语言或话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独树一帜的语言哲学,比如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奥斯汀和塞尔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梅耶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思想、索绪尔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发展了“生成主义语言学”等。

  语言学家通常认为,语言是一个宝藏,而不是一种稀缺商品,所有的人都可以同时使用它,而不会使其储备有所减少。所有参与到语言交流中的人,就像享受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都能一起享受这种财富。但是,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语言学家将语言看作是一种拥有内在逻辑的自足体系,是对语言学所作的静态描述。语言不是中性的,所谓运用共有的语言技巧共享一种语言,不过是一场“语言的错觉”。

  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一些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语言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意义。比如,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行动中的语言,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福柯的话语理论向人们揭示,话语乃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因此,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特定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建立起相应的话语。权力寄于话语之中,话语不仅是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是权力实现的工具。

  布迪厄从历史、社会、经济和外在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现象,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语言交换市场理论。他将语言不仅看作是一种“逻各斯”(logos),而是一种行使权力的实践活动。在布迪厄看来,话语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表意性符号,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语言的运用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transfigured form)表达出来。”

  布迪厄认为,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离不开以语言使用为中介的象征性事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都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流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语言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手段,也是社会结构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交换活动,不仅实现了语言交换者之间的意义沟通、情感表达和思想意愿的交流,而且实际上也是建构、调整和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是进行和实现他们之间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

  作为具有施事性效力的行为,话语是一种权力行为,是不同言说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遭遇。任何权力的较量和竞争,都是通过语言交换的活动进行的,是通过语言交换所带动和贯穿的象征性实践而实现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活动,也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在与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者(以及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因此,对话语的分析说到底就是对话语实践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分析。只有在言说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场域之中,才能对各种话语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之,话语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话语所建构。人们借助于语言进行思考,表达意愿和需求,维持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话语更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什么话,以什么方式说话,说出来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与其角色、身份和地位密不可分的,反映了由社会建构的权力关系。人们通过话语来影响他人,以实现特定的目的,但同时也受到他人话语的影响。在不平衡的社会权力关系中,话语既是权力关系的表征,是由权力关系所建构起来的,也具有影响和调整权力关系的意义。

  行政话语就是指行政过程的参与者通过声音、文字、其它符号和社会行动等进行的信息传播、意思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等活动,其中主要包括了政府及其官员和公民的言说行为。政府及其官员以其独特的地位和身份说出来的话,正如其行使权力的其他行为一样,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各种反应。

  政府话语的后果是多重性的,这既有积极的效应,比如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时期安抚民心的讲话,能够稳定人心,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比如个别官员对公民的指责和辱骂,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还会激起民意的反弹。产业观察:上半年国内厨卫电器零售额超千亿新,政府话语的危机是对于政府及其官员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言说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负面状况的概括,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官僚主义是政府的痼疾。相应的,官僚主义也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其具体表现如文山会海、八股文风、空喊口号、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大话、废话等等。甚至于领导发言稿、政府工作汇报和政府网页内容等,竟然有移花接木,相互抄袭的。其结果就是,一些政府官员“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似乎除了官话、套话和空话之外,他们就不会说话了。官僚主义的话语自说自话,自以为是,不在乎“听众”的意愿和感受,也不在乎是否能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这种话语结构严谨,形式统一,内容贫乏,可谓是权力表演的“样板戏”,但由于形式上的正确性能避免乱说话或说错话,因而也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

  话语的可理解性是对话语的基本要求。有效的沟通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意义的传递,它还必须被理解”,否则就毫无意义。由于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越来越强,政府的正式文件中运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并导致公众越来越难以看懂。比如,2010年9月份以来,深圳市多个政府部门连续公开2010年的财政预算,但这些部门预算普遍简单而笼统,一些项目名称较为专业,个别部门预算简单到只有短短一句话,没有详细的说明,公众很难看明白究竟是做什么的。媒体普遍认为,这次“晒账本”并未提供给公众真正关心的预算信息,其公开的价值是打折扣的,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次虚假的公开。很显然,专业化、技术化的语言能够强化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和权威,但这也容易让“外行人”难以理解,进而限制了民众的参与,也难以实现沟通的目的。

  近年来,在一些社会公共事件中,比如陕西“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浙江杭州飙车案等,政府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立即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同样,对于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房价平均涨幅、CPI指数、就业率等,民众大多也都是持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反权力”话语,比如“打酱油”、“躲猫猫”、“俯卧撑”、“跨省追捕”、“被增长”、“被精神病”、“被就业”、“被代表”等网络语言。话语是权力实践的具体形态。“一个人在言说时,不仅预期听者能够理解他,而且希望听者能够相信、尊敬甚至服从他。”而民众对官方话语的质疑实际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言行的不满和抗议。这也表明了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流失。

  话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是不证自明的。政府官员说的话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主要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权力规范为标准来作出判断的。因此,一些政府官员说的不恰当的话,由于逾越了权力规范而造成社会的价值紧张。例如,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要求就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进行解释时,却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福建长乐市环保局局长在回答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质问道,“一打电话就打给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这些“雷语”逾越了政府官员“人民公仆”的角色规范,显示出权力的傲慢与冷漠,反映了部分政府官员政治素养的缺失。“话语暴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公众的情感,也助长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民冲突”。

  通常来说,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公共危机事件等,政府都应该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以免谣言四起,扰乱社会秩序。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习惯性地封锁消息,压制舆论。比如,在“山西地震谣言事件”、“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河南蜱虫事件”等事件中,地方政府反应迟钝,漠视公众的知情权,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托词来为封锁消息的行为辩护,最终演变成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而在一些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等的演变过程中,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官方话语缺乏公信力,以至于谣言纷飞,公众的质疑和不满最终发展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以,在网络时代,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政府应该及时发布消息,迅速回应公众的疑问。如果在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和妄语,甚至去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必然会引发更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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